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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登资本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。出生于河北唐山,定居于北京。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,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研究员,北京市政府绩效管理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。主持10项重点课题研究、发表论文30余篇,屡获全国、省部级优秀研究奖项。曾供职于财政部国际司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,历任西南证券高级研究员、华夏幸福控股公司策略总监、高登资本集团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。研究领域:开放宏观经济,国民经济,产业经济,公共管理,货币金融,资本市场,控股战略,投资策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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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与人性(转)  

2012-03-01 15:02:09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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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在捷克社会制度的转型中,作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与政治家相比,作家更注重人类精神,而非物质财富;更关注普遍人性,而非制度设计。当一个作家成为政治家时,两种角色的矛盾便会显现出来。

  1989年后,从前的思想犯、剧作家哈维尔担任了捷克总统。他仍坚持反对不道德的政治和无止境的物欲,这与推行市场经济和多党民主的总理克劳斯发生了冲突。1993年,哈维尔在乔治·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,批评民主制度下的道德危机。这篇演讲登在《纽约书评》上,引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美籍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的注意。布罗茨基曾在前苏联劳改营待过五年,后来被驱逐出境。当他读到这篇演讲后,随即写了一封公开信,质疑哈维尔的见解。

  哈维尔的演讲从胡萨克时代的回忆开头,那时他处在警察的严密监视中,朋友与熟人在街上遇见他,总会设法避开。他解释说,由于他是出名的自由人士,人们面对他会感到惭愧和恐惧。他成了朋友和熟人的一种“不便”。今天这种噩梦已被民主国家的噩梦所取代。人们对生态、经济、政治和社会灾难的反应同样是出于“不便”,这种姑息态度只会导致人们放弃责任,最终走向自我毁灭。

  从这番话里,布罗茨基敏锐地察觉到哈维尔那种政治家式的宽宏大量,强调道德却又将道德沦丧的原因归于制度,而放过了人性。他质问哈维尔:“你真的肯定,他们当中没有人认为你是被监视的危险的人,在你身上浪费时间是愚蠢的?”

  作为一个重视道德的政治家,哈维尔更多强调人性的善,而作为一个纯粹的诗人,布罗茨基则更多看到人性之恶。极权国家敌视每一个人,是因为人性本来就互相敌视。制度不过是提供了一个人类的映象。“你难道没有想象过那些有先见之明的人在晚上会对他们的妻子说:‘我今天在街上看到哈维尔了,他是那样高尚,因而显得很不真实。’”事实上,人们从前避开哈维尔,现在又支持他,其实都是出于自利。如今他们已经回报了他。

  在布罗茨基看来,“不便”的措辞只是一种道德安慰,敢于反抗极权的人往往也容易自以为是,缺乏自我反省,没有意识到极权制度下的人性沦丧不是一个政治问题,而是人性的问题。应当承认,20世纪人性的滑坡早已发生,将这些简单地归于制度是很“方便”的。人性不会因制度改变而改变,强调制度原因只是为了掩盖人性的恶。

  哈维尔循着他一贯的哲学思想,在演讲末呼吁:“我们必须找到与邻居、与宇宙的新关系,找到这种关系的形而上秩序,它是道德秩序的源泉。”布罗茨基反驳说,不存在这样的形而上秩序。人性恶的观念最接近人类道德秩序的含义。迄今所有最杰出的书描写的都是背叛和谋杀。因此,“建立在人性恶前提下的社会比建立在人性善前提下的社会更审慎。至少能使这个社会在心理上感到安全”。

  布罗茨基认为,“全球责任”“多元文化”是那些民主国家的政客们所使用的词,而不是像哈维尔那样了解人的心灵状态的人使用的词。为了建立一个更少自利的社会,布罗茨基建议哈维尔利用自己的总统地位,“让你的人民了解普鲁斯特、卡夫卡、福克纳、加缪或乔伊斯,也许你至少可以在欧洲的中心将一个民族变得有教养”。

  对于布罗茨基的公开信,哈维尔的公开回复不乏机智,却很简略,只是强调了捷克与俄罗斯不同,捷克的历史使捷克人更熟悉自由和民主——仍是强调外在原因。当时哈维尔刚刚签署了捷克与斯洛伐克分家的文件,担任捷克共和国第一任总统,并与总理克劳斯在治国理念上发生分歧。他无暇深入思考和讨论这样的问题,甚至布罗茨基在1996年去世的消息,他都一无所知。他曾盼望有一天能和布罗茨基见面沟通,然而这个愿望已经成为永远的遗憾。

  说到文学家与政治家的不同思维方式,也许哈维尔与克劳斯的论争更能说明问题。布罗茨基与哈维尔的思维方式实际处在同一维度,只不过哈维尔身兼政治家,更强调制度对道德的负作用,而布罗茨基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诗人,不需要取悦公众,可以毫不留情地抨击人性本身的恶。

  他们对公众道德开出的药方或许都过于理想,但他们对制度与人性关系的论争却无疑值得人们思考。

本文来源《财经》杂志 2012-02-26

  作者景凯旋为南京大学教授     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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